Wording the Word
這段經文其實問的是一個很核心的問題：這個被人稱為「拿撒勒教派」的猶太人地區小宗派，是否能征服權傾天下的羅馬帝國呢？
我們的福音是一個可以和當時權傾天下的羅馬帝國對抗，最後甚至能平天下的福音，是一個可以媲美亞歷山大大帝帶著大軍征服歐亞非三大洲帝國的力量，最後「在萬族中使人因信而順服」。
「福音」（εὐαγγέλιον (euangelion)）是一個帶有強烈政治意味的用詞，不過不同於當時的希羅世界，路加／保羅不曾將之用作宣告羅馬君主凱撒大帝作王，而是上帝作王；也不同於舊約宣告「耶和華」作王，路加／保羅將之用之宣告猶太人的彌賽亞並萬有之主統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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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不少在福音派教會長大受教育的一群看來是理所當然：畢竟，我們一直所學的福音都是「如何令靈魂得救」，地上的政權、人民的受壓以至政治制度這些「屬世的事」，似乎不應是我們的主要關心的項目，我們還是應該「要專心祈禱、傳道」（使徒行傳 6:4）。
但，這樣的神學正確嗎？本文就希望嘗試用一個終末論 (eschatology) 的角度討論一下民主的問題，從而指出福音派的教會和一些比較支持民主的教會（下稱「行動型教會」）如何犯了一個看似相反但其實一樣的錯誤 (equal but opposite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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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教會以為討論只會繼續帶來撕裂。但或許情況是剛好相反：若我們不在真道上認真思考，亦不能「在真道上同歸於一」。今天教會或許成功地規避了這個問題，但撕裂雖被遺忘，但傷口仍在，始終不得癒合。
事實上，只有福音，才能帶來悔改，只有悔改，才能令傷口真正癒合，由此而來的合一，才是真正，而非如潘霍華所指的廉價合一。
雨傘運動確曾帶來種種不便，驟眼看確也可以說是因為道路被佔，但若我們能看清事情的本相，傷口從何開始？若我們懂得問這問題，我們也可以像以利亞說：
「給以色列惹麻煩的，不是我，而是你和你父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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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fellowship。我與你（fellow）同坐這條船（-ship）。 以船為喻，因為這世界可以風平浪靜，大家相安無事；這世界也可以風高浪急，隨時遇險，而處身各樣艱難當中以及過後的大家怎樣取捨選擇、怎樣看待其他人的選擇，如何藉著同舟而學習共濟，都是我的基本關注。 具體一點說，團契的團友可能因著形形式式的原因而流動著，甚至流失著。這種常態無法三言兩語說明清楚，若嘗試以一般就業青年為例，工作餘暇、拍拖結婚、照顧小孩、長輩健康、事奉崗位等等，都可以成為團契生活的拉扯因素。忙著其中兩三項，而在團契裏又得不到足夠「叉電」的經歷，都容易令人放棄後者，翻身實在不容易。 許多船都是如此境況：有些船員熱衷於修理和補給，有些默默享受其中，有些則在船泊岸以後便沒有再度登上同一條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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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敬拜不是甚麼；帶領敬拜不一定是甚麼；
並且，敬拜是甚麼。
牧者和信徒領袖經常問為什麼小羊不回教會，是不是他們太忙、受世界價值觀衝擊、不尊重傳統價值／追求刺激、重視權力名利、某種性格所致、持某種核心信念或有否宗教行為，甚至是否不夠事奉（參《前因》及《評論葉松茂對教會普查的意見》？但他們卻從來不會反躬自身，反省他們到底如何佈道，又為信徒提供怎樣的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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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乎香港華人教會對政治爭拗的回應，實在不能不說 (with all due respect)，這些回應若非離題膚淺，就是和福音背道而馳（例如要求信徒盲目順服掌權者，對不公義像羔羊般默默無聲），完全不能在莫衷一是的時代發出先知的呼聲。長久以來側重個人化的信仰、只懂重複一些默想式「真理」（如神愛世人、信徒合一和順服掌權者）甚至反智的 (anti-intellectual) 傳統的弊端於此表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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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問的是：弟兄姊妹相交／建立關係的基礎是什麼呢？「團契」一字的希臘文 koinonia (κοινωνία) 是「同路」或「共同」的意思。所以「團契」並不只是建立或維持關係，而是在「同路／共同」上建立和維持關係。那麼作為重生的基督徒，我們有什麼共通之處呢？豈不就是我們同為耶穌基督救贖，仍在罪和苦難中掙扎，並作十字架福音的見證嗎？
若只是單純的建立關係，這只是空洞無力的聯誼，而不是真正的團契 (koinonia (κοινωνί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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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教會 (ἐκκλησία/ekklēsía) 是什麼呢？為什麼新約的作者在討論這個新群體時不用一些當時已經存在的組織／群體去命名這個新群體呢？今天的教會還是新約作者面對並命名的那個「教會」嗎？還是教會已淪落為社區組織、劇團、電影院、酒吧或心靈慰藉小組等呢？
教會最獨特的，就是教會是一個傳使人得救福音的群體，因為這福音，我們「一同受苦，也必照樣…得安慰」（林後 1:7）。沒有福音，教會就不成為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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