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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不是躲於深山潛心修練的沙漠教父，沙漠教父可以不問世事，但牧者的責任是牧養群羊，而牧養，就不能脫離處境在真空的環境中進行。當社會被政治的紛亂撕裂，牧者避談政治，就等於放棄牧養群羊，將責任交予世上其他和我們福音不相吻合的紛陳聲音。

誠然，今天不少牧者的政治甚至神學水平都只能用「不忍卒睹」來形容，不少不但不懂裝懂，甚至公然為邪惡政權背書。但倘若「談政治」是牧者牧養的一部分，「水平不足」就不能是牧者規避責任的藉口。相反，神學院以至教會或牧者本身更要在這環節回應時代，加強牧者在這方面的神學訓練，而不是只顧著為教會訓練不懂反思，只懂不斷重複無可重複陳腐「信仰八股」的「工人」，或一味在時間十分緊張的神學院課程中推學生去參與實質只是教會廉價勞工的「實習」。

教會面對掙扎者，有時就是太急於向他們灌輸一套（自以為或神學上真的）正確的標準答案，太心急要他們放下掙扎然後努力「事奉」，但卻不知道這樣卻扼殺了他們掙扎的空間。掙扎者其實每每不需要答案，他們只需要我們和他們同行，他們可能只是要我們告訴他們，其實我們以前也掙扎過，其實掙扎是信仰成長的必經階段，只要誠實面對自我和上帝，掙扎絕對不是犯錯或軟弱。

這樣三言兩語說出來固然容易，但真的要做卻可能是畢生的功力。但作為教牧和信徒領袖，這或許正是我們不能迴避的挑戰。

摸著酒杯底，朋友說他想進神學院，正在準備某幾間神學院的筆試和面試。但他提及的名字中，卻沒有一間我向來甚為欣賞的神學院。於是我便好奇一問：你會考慮報考那間神學院嗎？

他說，我不考慮那一間神學院了，因為聽聞有人進了那間神學院後，信仰大受挑戰，由十分虔誠變得不信。他不想重蹈覆轍。

（1）黃國維：多元社會中的多元教會 本分題重複提出「多元」，它指出對現代追求普遍性的一種批判，在後現代注重發聲和創意。驟眼看，多元鼓勵自我中心，彷彿必然威脅真理的獨一性和教會合一；亦有社會研究顯示，30–49歲一代多認為法治衍生自由，18–29歲一代重視民主帶來自由，顯示出世代差異中對統一秩序與多元表達的不同偏好。

稅單是甚麼呢？稅單是一種責任，但也不是一般的責任：稅單預設了一個政權的存在，代表著政權要求公民負起他對身處的社會的責任；因為某些公民納稅，社會才可以有共享的公營服務，社會上其他沒有能力負擔醫療、教育，甚至三餐的人，才可以得到最基本的照顧。社會上的每一個人就是這樣互相扶助，又按著自己的獨特性負起不同的責任。

但我們不只是地上的公民，我們也是天國的公民。作為天國公民中年輕一群的我們，若天國要給我們寄一張稅單，內容會是怎樣的呢？

如此缺乏政治智慧和道德勇氣的教會領袖，談何在選委會中為神作見證，以光照耀黑暗呢？要在這個被共產黨高度操控的選委會中博奕，不斷突破其制度上的防守以至能衝鋒陷陣，從而讓光照耀在黑暗中，這要求的是非同尋常的政治洞察力和智慧（連不少畢生從政的泛民也鬧得焦頭爛額）和道德勇氣。請問，這在今天的教會領袖中，從這篇新春賀詞中，我們找得到這樣的智慧和勇氣嗎？

最後情況可能只會如今天廁身在政權和其他所謂的宗教領袖之中的蘇牧師一樣：不但無法在黑暗中發出光芒，反而同流合污，被黑暗呑噬。

印度電影《來自星星的PK》在香港頗受歡迎，上畫至今已有七個星期。以明星效應而言，飾演男主角PK的Aamir Khan因2011年《作死不離三兄弟》（3 Idiots）而令人印象深刻，《作》本身亦讓香港人對Bollywood電影增進認識與認受。 但如果看電影的主要目的剩下娛樂消閒，恐怕就要浪費了故事編劇、製作團隊的一片苦心。觀眾「各取所需」也許無可厚非，但如果更多人以娛樂唯尚，觀影時忘我、散場就快快回到現實（《〈來自星星的PK〉：電影內外的印度教政治》一文談及該電影與國際政治、身份認同的關係，亦有類似的總結），恐怕便難以說服自己或別人，我們是活得有意義、有價值的人。

最近死因裁判庭就2013年小五女生羅芍淇校園墮樓案進行聆訊，若有留意此新聞，大概都會感到憤慨無比。事情經過大概是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學生羅芍淇在學校內五樓墮下，學校「按程序」電召聖約翰救傷隊的救護車到場，有指因此延誤將女童送院，她最終亦宣告不治。新聞報導主要圍繞沒有直接叫救護車，卻電召聖約翰救傷隊到場，以及女童生前疑曾遭欺凌，學校卻沒有好好處理，或是導致羅芍淇輕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