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看時代挑戰，從電影《十年》到年初的「毛記電視分獎禮」，引起更多香港人對前景更感迷惘。出席中大校園基督徒團契午餐聚會的分享嘉賓劉進圖認為，特首令眾多香港人厭惡的所作所為本身並非問題的關鍵；2014年的〈一國兩制白皮書〉、「831決議」、雨傘運動爆發，促使社會政治意見立場兩極化加劇，中間溫和派的空間進一步減少。所謂「撕裂」是延續的、動態的、變本加厲的，不純粹是雨傘運動帶來的直接效果。當權者有權盡用的習性，以政治宣傳（propaganda）手段使自由、法治等價值變質，逐漸造成治港範式的轉變（paradigm shift）。問題是：大陸會甘心讓香港如此墮落，而被鄰近國家城市（如新加坡）超越之嗎？
作為知識分子，對世情要有洞察力，懂得明辨是非，堅守良知，對社會有責任，這些都是逃避不了的，甚至有一天我們得到了真正的民主進步，仍須提防各類政治宣傳而來的意識形態，即例如美國的共和、民主兩黨，它們各有媒體自說自話，以爭取選民忠實的選票，多於以解決社會及政治紛爭、增進人民福祉為目的。以祿（Jacques Ellul）指出當代社會的人欠缺思考的深廣度（以倚重懶人包為例，以為好用的都是可信的），自絕於整全持平的資訊。當代知識分子應該如何擇善而固執？
作為基督徒者並不超然，其實與常人一樣，一同活在時代之中，都受到個人良知和風骨的考驗，每位信徒都有責任去尋求召命，作為日常生活行事為人的依據。除非被召投身海外宣教，召命就是此時此刻在香港的大環境中發現。劉分享到他的三個呼召：第一，中學歸主，是委身的呼召。第二，1989年投身傳媒，正如舊約哈巴谷書2:1登上望樓的角色，是守望的呼召。第三，2014年2月躺在醫院經過連串治療，接受遇襲作為一非自願的使命，使祂在苦難中謙卑抓緊神，反思過往不冷不熱的生命，讓主修理重補關係，這是受苦的呼召。人未可知上帝如何介入香港歷史、保守這城平安，但正如詩篇127:1下言：「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雨傘運動79天沒有造成嚴重傷亡，去年「618政改表決」的出人意表，都是一些微妙的印證，上帝總在作工。
以下是一些台下答問的要點。
對於經歷雨傘運動前後，有信徒經歷相熟肢體從樂於坦白、和而不同到不想再談社會政治，劉認為愛並非自然的力量，從上帝而來的愛與和平才能戰勝仇恨與逼迫；下一步，就是要學習如何面對施行壓迫的一方。劉舉出德國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二戰被召參軍的事：他在漢堡守望炮台，經歷英軍毀滅（「蛾摩拉行動」）、戰友慘死、「上帝彷彿消失」之荒謬；後來敗陣被送往英國戰俘營，才看到自己德國民族的戰爭照片、惡行的真相。面對教會撕裂、面對大時代問題，我們無法繞過信仰去思辨，而只有十架的能力，才能廢掉教會內外的冤仇。
近年，越來越多信徒的本土意識提高，亦不認同當今中國政權，與中生代信徒昔日認同〈信念書〉的部分落差甚大，對香港繁榮穩定的希望遠大於對社會公義的關注，這是我們需要懇切悔改的。
回應對民主化作為最可行出路持懷疑態度者，劉指出諸如「和解」等彷彿與基督教信仰內涵吻合的詞語，也逐漸成為隨意的、放棄原則的、不用智慧的、但求妥協的、被曲解的概念；按莫特曼盼望神學的原則，和解的前提是站在受壓者身邊，優先於談達成和解的策略，亦並非一味地和平。劉建議閱讀潘霍華《追隨基督》、《獄中書簡》，以及巴刻（J. I. Packer）的書。
願意走出安舒區的人對自己受苦沒有大顧慮，卻仍有後顧之憂（例如家人的安全），劉指出摩西、耶利米也曾向上帝say no，但祂並非不近人情，卻應許我們的試煉都是人能承受的，我們所專注的就是自己瓦器裡所藏的寶貝。
有慕道者問香港整體、青年人應如何自處，對政府失望而不想交稅之類的想法成為一種很具體的掙扎。劉反問，政權何以願意失去年青一代？每年文憑試考生約六萬，基本上同時踏入符合選民資格的年齡；每年香港約四萬人死亡，當然以年長者為主，這樣的人口變遷（demographic change）趨勢，加上「政治素人」在區議會、地區工作等投入，我們不能忽視這樣建立起來的更新力量。
備註：
受益於2016年1月22日劉進圖先生的分享，以及台下之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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