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看時代挑戰,從電影《十年》到年初的「毛記電視分獎禮」,引起更多香港人對前景更感迷惘。出席中大校園基督徒團契午餐聚會的分享嘉賓劉進圖認為,特首令眾多香港人厭惡的所作所為本身並非問題的關鍵;2014年的〈一國兩制白皮書〉、「831決議」、雨傘運動爆發,促使社會政治意見立場兩極化加劇,中間溫和派的空間進一步減少。所謂「撕裂」是延續的、動態的、變本加厲的,不純粹是雨傘運動帶來的直接效果。當權者有權盡用的習性,以政治宣傳(propaganda)手段使自由、法治等價值變質,逐漸造成治港範式的轉變(paradigm shift)。問題是:大陸會甘心讓香港如此墮落,而被鄰近國家城市(如新加坡)超越之嗎?
作為知識分子,對世情要有洞察力,懂得明辨是非,堅守良知,對社會有責任,這些都是逃避不了的,甚至有一天我們得到了真正的民主進步,仍須提防各類政治宣傳而來的意識形態,即例如美國的共和、民主兩黨,它們各有媒體自說自話,以爭取選民忠實的選票,多於以解決社會及政治紛爭、增進人民福祉為目的。以祿(Jacques Ellul)指出當代社會的人欠缺思考的深廣度(以倚重懶人包為例,以為好用的都是可信的),自絕於整全持平的資訊。當代知識分子應該如何擇善而固執?
作為基督徒者並不超然,其實與常人一樣,一同活在時代之中,都受到個人良知和風骨的考驗,每位信徒都有責任去尋求召命,作為日常生活行事為人的依據。除非被召投身海外宣教,召命就是此時此刻在香港的大環境中發現。劉分享到他的三個呼召:第一,中學歸主,是委身的呼召。第二,1989年投身傳媒,正如舊約哈巴谷書2:1登上望樓的角色,是守望的呼召。第三,2014年2月躺在醫院經過連串治療,接受遇襲作為一非自願的使命,使祂在苦難中謙卑抓緊神,反思過往不冷不熱的生命,讓主修理重補關係,這是受苦的呼召。人未可知上帝如何介入香港歷史、保守這城平安,但正如詩篇127:1下言:「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雨傘運動79天沒有造成嚴重傷亡,去年「618政改表決」的出人意表,都是一些微妙的印證,上帝總在作工。
以下是一些台下答問的要點。
對於經歷雨傘運動前後,有信徒經歷相熟肢體從樂於坦白、和而不同到不想再談社會政治,劉認為愛並非自然的力量,從上帝而來的愛與和平才能戰勝仇恨與逼迫;下一步,就是要學習如何面對施行壓迫的一方。劉舉出德國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二戰被召參軍的事:他在漢堡守望炮台,經歷英軍毀滅(「蛾摩拉行動」)、戰友慘死、「上帝彷彿消失」之荒謬;後來敗陣被送往英國戰俘營,才看到自己德國民族的戰爭照片、惡行的真相。面對教會撕裂、面對大時代問題,我們無法繞過信仰去思辨,而只有十架的能力,才能廢掉教會內外的冤仇。
近年,越來越多信徒的本土意識提高,亦不認同當今中國政權,與中生代信徒昔日認同〈信念書〉的部分落差甚大,對香港繁榮穩定的希望遠大於對社會公義的關注,這是我們需要懇切悔改的。
回應對民主化作為最可行出路持懷疑態度者,劉指出諸如「和解」等彷彿與基督教信仰內涵吻合的詞語,也逐漸成為隨意的、放棄原則的、不用智慧的、但求妥協的、被曲解的概念;按莫特曼盼望神學的原則,和解的前提是站在受壓者身邊,優先於談達成和解的策略,亦並非一味地和平。劉建議閱讀潘霍華《追隨基督》、《獄中書簡》,以及巴刻(J. I. Packer)的書。
願意走出安舒區的人對自己受苦沒有大顧慮,卻仍有後顧之憂(例如家人的安全),劉指出摩西、耶利米也曾向上帝say no,但祂並非不近人情,卻應許我們的試煉都是人能承受的,我們所專注的就是自己瓦器裡所藏的寶貝。
有慕道者問香港整體、青年人應如何自處,對政府失望而不想交稅之類的想法成為一種很具體的掙扎。劉反問,政權何以願意失去年青一代?每年文憑試考生約六萬,基本上同時踏入符合選民資格的年齡;每年香港約四萬人死亡,當然以年長者為主,這樣的人口變遷(demographic change)趨勢,加上「政治素人」在區議會、地區工作等投入,我們不能忽視這樣建立起來的更新力量。
備註:
受益於2016年1月22日劉進圖先生的分享,以及台下之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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