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葉錫恩(以下簡稱「杜」)這個名,筆者細細個就聽過。可是深入少少的認識還是她離世之後,特別是捲入了對她是否帶著信而離世的討論。
以下內容,盼望讀者不會以為筆者要討論她是否得救的問題,要問是否「一次得救,永遠得救」或教義問題,請向貴教會的傳道同工查問。
筆者想要探討的是她的信仰經歷。因為會徵引杜的見證,文會較長。已讀過的可以跳過,或許也可直接跳去最後的部分「杜在永恆:杜向現今信徒的說話」。
在杜剛離世不久的時候,一向關心時事的信徒很快在社交網絡向她致敬,不少還稱她為「道成肉身」的宣教士。一陣子之後,又開始有另外的反對聲音出現,甚至一些反基或離教者,轉寄了杜的離教見證《逃離基要派基督教》(連結請看文末的參考資料)。由於對杜的認識只停留在「她是當議員」的層面,「宣教士」這資訊對筆者而言實在有一連串的驚訝:她是宣教士?為何她不再是宣教士?還是她以宣教士身分參政?及後讀了她的「離教」見證,筆者就好奇何解她對教會如此的失望?
杜在道中:成為宣教士前的教會經歷
先回到杜成為宣教士前的教會經歷。
根據杜自己的見證,她的重生和蒙召經歷(來源請見文末參考資料):
……無論如何我都參加了那個咖啡集會。在那裡我聽到同學講述他們如何決志成為「重生」基督徒(”born-again” Christians),並呼籲出席者照樣做。這對我來說是新鮮的,因為我以前跟父親一樣,都是不可知論者,我並無接觸過基要派(fundamentalism)。可是我喜歡當日我所聽到的,於是就與一個以前的同學朋友,一起步向前去接受這個新生的禮物。我們都流出喜樂的淚水,因為整個集會都很感動,而那些「重生」的學生亦很友善,看來這就是正確前進的道路。這個經驗確實是令人著迷的,而且有即時的效果。我不再感到沮喪,不再感到空虛。事實上,在這個新接觸的信仰中,第一首我所學的詩歌就十分準確地表達這一點:
「仰視天空色清藍,青翠綠草鋪大地,萬紫千紅滿生氣,無神之眼看不見。」我整個生命的確改變了。我有能力控制好我的情緒,我對於母親的煩擾變得有耐性,我可以「轉另一邊臉由別人打」,我不再批評別人和與人爭吵。父親對這些改變感到驚訝,但亦很自然地感到失望,因為我立即決定將來成為一名傳教士傳揚福音,因而他對我將來作為國會議員及為低下階層工作的夢想就不能實現。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基督教信主見證,由過去害羞、內向,並對生活的懼怕,經歷了「重生經歷」而改變了人生觀和態度,並因此而立志當傳揚福音的傳教士。
留意一點,杜稱「重生」基督徒為「基要派」。
杜在途中:宣教夢成全與破碎
接著看杜作為宣教士前戀愛及進入婚姻的一些片段。
約一年後,我在大學遇到一個年輕男子,他是我們學生會的成員,亦是在基要派家庭中長大的。我在單車棚拿回我的單車準備回家時,這同學總是剛好在那裡出現。我們之後成為了好朋友,我亦發覺他是普利茅斯弟兄會(Plymouth Brethren)的成員,後來我才知道該會是極端基要派團體。……
弟兄會的基督徒教友只准與他們組織的成員結婚。也許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假如其中一方屬於極端教派,而另一方並不屬於時,這段婚姻就難以快樂。……
取消婚約的藉口永遠都是一式一樣:這個男人在禱告中得知神叫他們分開。對於被拋棄的情人,以及男人在禱告中神命令他所做的任何事情,神都必須負上責任。……
我初信時所伴隨的歡樂正在慢慢減退,而最後一擊就是我和男朋友分開的時候。……他後來亦發現,神告訴他要取消這個互相協議的婚約。……這是一個危險時期,尤其是當另一位弟兄向我求婚。我拒絕了他,因為我不想被一個失敗聯合教會的復興所捕獵,同時我知道這位弟兄也是由一個更極端的基要派家庭中成長。
約兩年後,這位新朋友遠道而來,再次向我求婚,並邀我與他一起到中國去,他說他已決定去擴闊他的基要派視野。雖然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然而主要吸引我的原因就是我可以到中國成為傳教士。不久之後,在1945年,我們結婚了。
值得留意的片段,就是杜在戀愛之中受基要派教會和信仰習慣影響,最終更使她為了往中國而與一個不深入認識的弟兄而結婚。
宣教途中的杜:
假如說我們在中國一切順利的話,在傳教中心我自己和某些教友的關係就不太順利,而他們幾乎全部都懷有頑固的基要主義血統。很不幸地,我的丈夫回復了他對聖經的極端解釋。對於強迫婦女於浸禮前必須承諾,一定要在教會戴帽,由於中國婦女甚少戴帽,我對此表示擔心,但我的丈夫就很不高興。……
……中國內地教會(the China Inland Mission)的婦女擁有更廣闊的思維,我和她們建立了友誼。但當我開始和她們定期喝茶時,其中一個年長的弟兄會成員叫我不要再見她們,因為保羅已告訴我,羊群甚至不應與來自不同教會種類的人一起喝奶。……
我重回那明顯與我格格不入的教會……我已放棄跟隨耶穌教導的自由,並努力學習基要主義……
從1951年我們抵達香港後開始,我已完全幻想破滅了,但由於我仍尊重我的丈夫,我並不想破壞婚姻。……我提議開辦學校,但卻再一次事與願違。教會雖然答應,但它的條件是我們只能教聖經。……後來我勝了這場小仗,只要優先教聖經科,教會就容許學校教其他科目,因為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增加信眾。
但這件事已經損害了我和教會的關係。我看見越來越多事情,剝奪了我決定自己事情的自由,使我無法再留在這間教會。我的丈夫總不斷提醒我,是夏娃令到亞當犯罪。我沒有反駁,但我覺得亞當一定也是軟弱的,所以必須承擔相同責任。但我從不與丈夫吵架,這是當時我看到母親無止境的吵架而對自己許下的承諾。我寧願死也不吵架。
杜在她當傳教士的時候,似乎最給她深印象的是她與基要派的衝突,但她即使找到另類的群體(內地會的婦女),但因為服侍和婚姻而無法脫離使她不安和無法經歷信仰自由的群體。
杜在離教:燃點民主夢
杜說到自己的「離教」和離婚:
最後,我在教會站了起來,說我不能接受他們的教導。……雖然對我丈夫我真的感到抱歉,但我依然宣佈我已下了決心離開教會。我以為在離開聚會的那天,我會流下悲傷的眼淚。但出乎意料之外,重擔從我的肩膊上跌落,而我則感到從未有過的輕鬆,我真正地鬆開那些一直把我拖向瘋狂或自殺的枷鎖了。
回復自由後,面前有很多艱巨工作正在等著我。我現在必須找一個新的生命、一個新的方向去支撐自己,那也是一個孤獨的方向。而且我決定彌補多年來,在聚會中我浪費了的所有光陰。由於聖經被認為是我們主要的閱讀材料,我曾被剝奪閱讀這世界正在發生甚麼事的權利,這也和艾得蒙‧高斯(Edmund Gosse,英國作家)所經歷的一樣。他告訴我們,當他與父親在弟兄會的基要觀點上決裂時,他是如何開始接受文學教育,當時他甚至對莎士比亞和英國詩人也一無所知。
……我開始做父親一直希望我做的事情,就是為低下階層請命,打擊不公正和貪污。……杜學魁也支持著我。他曾經是我們教會的成員,我和他分享了很多相似的思想。學魁當時並未察覺到他對我的影響,但他使我領悟了很多,包括我們外國人對其他人的驕傲自大,還有我們對其他國家人民的輕視。他對生命的哲學,喚醒了我以前久違了的理想。
我希望我已完成我的分內事。當我從基要派的折磨中康復後,我的健康亦康復了,容許我能彌補浪費多年的日子。我希望由到達香港後到現在這五十年間,我的生命都是有價值的。
杜與「教會決裂」源自她不能再忍受基要派附加上去的教導,這一個「爆發」也一併將她的婚姻破壞掉了(注意她之前為何結婚)。在聖經以外,三個人對這時間的杜最有影響力,一是她父親,二是英國作家高斯,三是她後來的丈夫杜學魁。所以杜的民主夢,是很古舊的夢想重燃。
杜在何方:杜勸我們離教嗎?
有牧者根據蘋果日報的報導中(請見文末參考資料),指她已經不信神了:
記者曾問杜太還相信上帝嗎?她說:「這問題很難答,你呢?」
半世紀前來傳道,最終她寧願讓香港小孩受教育而不只是教他們聖經。「若果我認識的人病了,我會為他祈禱,我不會為自己個人得益祈求」。上帝已然抽象,不會不信。但她肯定,一百歲以後,仍然希望幫助有需要的人。
筆者認為杜是否定基要派的信仰,而不是一刀切地否定整盤基督教信仰。再看看她的見證:
我的生命已接近尾聲,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我只想試圖向年青人指出完全依附於基要組織的危險性,無論那組織是宗教性或是政治性的。基要派只會傷害自己和傷害別人,它一點好處也沒有。只要擁有開放的思維,和在不傷害別人的情況下保持我們思想自由和行動自由的決心,我們就可以倚靠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努力,去面對一生中所有的問題。我們無須去信靠人為的醫治、所謂的神蹟、令人生畏的教義。無人知道神是否真的存在,但我們可以保持思想開放,只要我們在這世間做好事,我們就無所畏懼。只要令其他人快樂,我們就可以令自己快樂,以及獲得美滿的生命。
就算這本書只能拯救到一個年青人,避免他捲入那些能使個人生命受挫、破壞家庭或社會的基要派或別異教派,我都覺得寫這本書所花的時間和精力都是值得的。
她強調的同樣是基要派或別異教派。
杜在永恆:杜向現今信徒的說話
杜的一生,或許只有在香港的後半,才能脫離基要派對她的枷鎖(她自己的用語)。
基要派的枷鎖,就是「對於『重生』基督徒一定不可以進戲院、吸煙和做其他事情……一起到戲院……這違背了重生基督徒的教導」、「對聖經文字的解釋頗為牽強」、「堅持一些看來完全沒有必要的事情……某些成員沒有跟隨這些無用的原則時,他們就會彼此在大家背後談論這些事情」、「教友只准與他們組織的成員結婚」、「對於被拋棄的情人,以及男人在禱告中神命令他所做的任何事情,神都必須負上責任。由於婦女較低級,所以她們就是取消婚約中的受害者。……所以婦女的說話是沒有用的……所有事情都要由弟兄決定。」、「對聖經的極端解釋」、「有基督教花樣的帝國主義者」、「羊群甚至不應與來自不同教會種類的人一起喝奶」、「婦女必須在會中閉口不言」。
我們又是否正在這個群體之中?
香港極多的信徒和教會自詡為福音派教會,但其實教會歷史對基要派、福音派和自由派的理解,又有多少信徒是知道和明白的?
簡單來說,華人教會的自我形象,其實就是「福音派=基要派+社會服務」。換句話說,信仰偏向保守,但基要派一些不合乎聖經的教導卻要糾正,特別在於社會服務之中,福音派積極多了。不幸的是,這條難以劃清的界線,時常使信徒或教會墮回基要派之中。理由好簡單,要教育清楚信徒分辨神旨,按聖經教導實踐見證,需要一段長時間和成長和認受「犯罪」。即時的禁令和嚴守的規條,往往都是避免行差踏錯和信徒合一的利器。
觀乎近年對社關,以致政治議題的討論,可見香港大部分的教會仍未準備好,甚至好像某些教內名牧所指,教會仍在回復一個世紀之前基要派、福音派和自由派三派之爭,互相標籤當實踐。其實一個很簡單的實踐,杜其實已經講了:
最終她寧願讓香港小孩受教育而不只是教他們聖經。「若果我認識的人病了,我會為他祈禱,我不會為自己個人得益祈求」
- 不只教導聖經:筆者想杜的意思,就是不單注重屬靈的事情(正如基要派一樣),也關注世界的事情(正如高斯一樣)。
- 人病了,為他祈禱:在杜的人生,祈禱代表她也關注屬靈的事情,不只為人提供各種的方法(這正回應自由派缺乏屬靈視野的問題)。
- 不會為自己個人得益祈求:教會潮語有云「聖經專為人服務」,基要派也好、福音派也好,好多人有意無意都亂用聖經為各種的好處服務,祈禱或服侍在基督教是不為功德的。注意愛人如己的愛是犧牲的愛。
筆者無法斷定杜是否已經永遠得救(始終我們還是會叫人離開有問題的教會吧?),不過她的人生若為了得救而苦苦纏在基要派之內,她的得救又有多確據呢?人一生行在道中,而不返教會,是否總比一生在教會卻不行道好呢?
大家也可以聽一聽梁牧師在時代論壇的發表(文末參考資料)。
參考資料: